兼容并包 再造辉煌

北京大学所走过的一百年，基本上也就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在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几乎都与北大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北大的名声照耀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和思想文化史。

30年代初我念小学和初中时，由于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教员）的思想影响，立志要“做学问中人”，向往考入北大。

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夏秋之际，我在重庆接到大学录取通知时，放弃了就近入中央大学的机会，不辞长途跋涉，从重庆坐敞篷汽车到昆明，进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

一年级时，我念的是经济系，西南联大把哲学概论列为公共必修课，而同一门课程往往由几位老师同时开课，学生自由选修，我选修了北大贺麟先生讲授的哲学概论，贺先生讲课通俗易懂，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是，贺先生以荷出污泥而不染为例说明什么叫辩证法，什么叫清高。贺先生的讲解既给我从小养成的清高思想一个哲学理论上的根据，也激起了我对辩证法的爱好。学了贺先生的哲学概论之后，我觉得哲学比起其他的文科专业来更能直接接触人的灵魂，同时，我还发现哲学更适合我沉思默想的性格，就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于1943年转入哲学系，从此，我就走上了哲学之路。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北大哲学系真可谓是名家荟萃，盛极一时。只可惜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的北大未能抓住这个机遇，让哲学系像西南联大那样，既有北大传统的学风，又包容清华等校的优良学风，使学生能继承各家各校之长，有“得天独厚”之感。相反，大家都被投入了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浪潮之中，真正的学术研究被束之高阁。

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是我在北大集中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和发表论著较多的第一个时期，我的几本关于黑格尔哲学和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80年代初，我经常到国内许多高校讲学，大部分主题都是西方哲学史和黑格尔哲学。学员们说，北大有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传统。闻之愧喜交加。1987年9月我出席全德国第14届哲学大会，大会主席马尔夸特教授在开幕式上特意介绍了我是“北京大学教授”和“黑格尔专家”，我以我的名字与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被介绍于国际哲学论坛而深感荣幸。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以后，主要从80年代初开始至今，是我在北大集中研究学问和发表论著较多的第二个时期。我重点研究德国现当代哲学，兼及中国古代哲学。1995年出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是一个结合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人们都说北大哲学系一向以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两个史为“强项”，北大在两个史方面的师友、图书和学术氛围都给了我有形的和无形的帮助，没有北大这个有利的客观条件，仅仅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主观努力，是无济于事的。

北大造就了我的学术生命，我已对北大产生了荣辱与共的感情。1993年夏，我到香港参加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内地去了四五十人。一天早餐，与我同桌的有四位来自北京、上海的学者，看来他们彼此间似乎都很熟悉，只是我与他们不相识，也未交谈，席间，他们对北大作了一番议论，从当时的校长到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都有评判，我一人低着头，一面咀嚼，一面洗耳恭听，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听到刺耳处，仍不免忐忑不安，汗流浃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母校”之“母”字的意义和感情。不料用餐结束，他们中的一位在起座时偏偏要同我寒暄，问我：“请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只能回答说：“我就是北大的。”他们四五个人连声道歉。我说：“难得听到来自校外的最真实的声音，你们的评论基本上是事实。”回校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宿舍区散步，偶然碰上当时的副校长罗豪才，我向他如实陈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两人都笑了，罗豪才说：“人家的议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接着，他还向我补充了学校的一些问题。我当时觉得他作为北大副校长，颇能代表北大的大校风度。

我的一名博士生毕业后到一所大学工作，回母校后常常在我面前诉说：“与人家相比，北大的学生太不‘抱团’了，在社会上不免吃亏。”我回答说：“这也许正是北大传统的优点。”我每次招收博士生，在报名之前总有人问我，“您是否优先照顾北大的毕业生？”我回答说：“决不。”事实上，我名下的考生好几次考第一名的都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在这一点上，我不避自夸之嫌，敢于宣称：我是不愧为北大人的。

北大由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不仅是虚心听取校外人士意见，也不仅是在招生、提拔干部、提升职称上对是否北大出身一视同仁，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派。兼容并包的精神当年曾包容了马列主义的传播，为北大的历史创造了辉煌，今天则更应发扬光大，包容各种学术观点和学派的创建，为北大再造辉煌。只可惜北大现在最缺乏的是学派的建立。如果北大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学派林立，那才真具“大校风采”和“大家气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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